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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啦小妹
发表于: 2017-4-21 18:01:23 | 显示全部楼层

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已经让民间自媒体的发展成为不可阻遏之势。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18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5358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5.8%,较2012年底提升3.7个百分点。正因为如此,互联网已经成为公民维权一个优势平台,民间舆论监督力量则被社会各界朋友亲切地称为民间的“焦点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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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了解互联网,如何利用互联网有效地实现公民维权的目的,就成了公民维权的必修常识内容。以下,笔者结合十年来助人维权的理解和认识做一些介绍,权当抛砖引玉,欢迎社会各界朋友给予补充、完善、批评、斧正。
第一,互联网的特点
互联网被称为继报纸、广播、电视三大传统媒体之后的“第四媒体”。基于互联网的网络媒体集三大传统媒体的诸多优势为一体,是跨媒体的数字化媒体。网络媒体新闻传播除具有三大传统媒体新闻传播的“共性”特点之外,还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主要有:
一、即时性
即时性是网络新闻传播时效性强的形象表述。
二、海量性
网络媒体新闻传播的海量性,体现在具有强大的检索功能及易复制、易存储等特点。谷歌、百度等专业搜索引擎及一些网站自有的检索工具,使网上查找新闻变得十分便捷。读者可以通过拷贝粘贴、下载、收藏、打印网页等方式复制、存储所需资料。
三、全球性
网络媒体的传播范围远远大于报纸、广播和电视,是全球性的。
四、互动性
网络媒体新闻传播是媒体与受众、受众之间的多向性、互动性传播。互动性又称交互性,包含“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多对多”的传播方式,体现了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相结合的传播方式,是网络媒体的特性和优势。
五、多媒体性
网络所拥有的一大特性是多媒体性,它使网络媒体有能力在技术上实现多媒体传播。
六、新媒体特性
网络媒体既具有大众传播的优势,又兼具小(窄)众化、分众化传播的特点,通过强大的信息技术正把不同的媒体形态融合,体现了媒体变革最明显的特征。

第二,为何说上访不如上网
互联网的优势,是网民发布信息、倾诉心声、公布真相、反映诉求的绝佳选择,对于访民朋友来说,也是一条低成本、高效率反映诉求的最佳选择,正因为如此,许多没有一点电脑基础的访民朋友(其中包括高龄访民)不惜下力气自学电脑操作、使用技术。
众所周知,各级信访接待部门门口都有截访大军存在,黑监狱、黑保安参与截访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个别地方不惜耗费人力、财力、物力与访民打拉锯战,访民被拘留、被劳教、被判刑、被精神病甚至被消失的案例自然而然发生了。这是为什么呢?仅仅是为了维护地方稳定,为地方百姓打造和谐社会氛围么?非也。
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主任孙东东曾公开宣言:“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偏执型精神障碍属于需要强制的一类,因为它扰乱社会秩序”。孙东东得出这一结论的论据是什么,笔者没有太多关注,但,笔者创办中国百姓喉舌网十年来所接触到的访民至少应该是99%都没有“偏执型精神障碍症状。笔者总结十年来所接触的访民朋友发现,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所反映的问题都不同程度地客观存在,所涉及的行政不作为、行政乱作为、行政效率低下、司法不共等社会腐败现象客观存在,给投诉人造成的经济、精神等方面的侵权后果客观存在。
虽然社会现实中不少访民朋友通过正常渠道向有关部门反映的问题客观存在,也能赢得相关责任部门或其他部门工作人员的同情与共鸣,但是,解决起来却未必那么容易。
“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道德滑坡公义沦陷”已经是各界公认的社会问题,具体到访民朋友所反映的问题,又和地方官员、单位部门的工作作风、工作效率有很大关系,访民反映被踢皮球,遭遇推、拖、压、吓、抓司空见怪。其实,相关责任部门或其他部门工作人员对访民朋友的同情与共鸣并不能促进问题的解决,有时甚至误导访民朋友也能被理解,是否解决访民反映的问题,关键要看责任部门主要负责人是否愿意拍板决定,否则,不会有一个下属不经领导安排就擅自解决访民反映的问题,也没法解决。
互联网的诸多优势和特性,让访民朋友反映的问题以及相关诉求不再仅仅是被相关责任部门或其他部门所能知道,有可能引起社会关注、领导关注、传媒关注,甚至还有可能引起国外媒体关注。舆论监督压力之下,有决定权的负责人一般会积极主动地调查了解核实相关情况,并给予妥善解决。毕竟,政绩和个人前途与打压百姓相较,孰重孰轻,他们更会做出明智的权衡。
综上笔者认为,由于腐败见不得光,所以不少理性的访民朋友选择上访,配合上网,最终取得良好效果。

第三,为何有的访民朋友上网没有效果?
总结十年来助人维权的相关案例笔者认为,这种情况的存在,应该有以下原因。
一、自作聪明型的访民很难成功
这类访民朋友失败,归结起来应该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常常见到这样的人,他们自认为见多识广、社会经验丰富,自认为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行之有效。这样的访民朋友一般拒绝接受别人的意见和建议,即便发现自己的方式方法存在问题,也不愿意用“学习的心态”加以改进,不少选择在网上寻找媒体记者、民间舆论监督人士、法律界人士以及社会公知咨询,然后自己如获至宝,比着葫芦画瓢,照搬照抄好不容易得来的技巧和方法运用于维权实践。岂不知,虽然个案之间存在共性的方面,但是,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不会有任何两起案件之间完全相同,哪怕是微小的细节方面,如果处理不当、措施方法运用不当,都有可能让自己的维权前功尽弃。

这类访民具体的维权方式多为发传单、贴布告、打横幅、到非信访地旅游、饭醉、散步等,然后拍照上传发布到微博、博客、论坛等网络阵地,他们称之为“有图有真相”,呼吁社会关注,呼吁领导重视,至于措辞如何,有心的各界朋友通过网络不难发现很多具体案例。这类维权方式的直接后果,就是有的访民朋友朋友及家人本就已经确确实实存在被侵权了,却又不得不面对自己亲手导演的给自己和家人造成的雪上加霜的二次甚至多次被抓、被遣返、被拘留、被劳教、被判刑、被精神病乃至被消失。而自己拍摄的音像资料作为其违法证据,成为不可辩驳、无法推翻的铁证。

二、不会借力使力的访民维权很难成功
十年来,笔者遇到并不得不放弃了这样一批访民朋友,听他们诉说貌似冤深似海、苦大仇深,抱怨各级官员不是真正为人民服务,委屈地称这都是腐败惹得祸。笔者向其索要情况反映材料、相关证据材料以及所谓各级领导的相关“重要批示”以便形成社会调查初稿,这样,笔者才能展开下一步的行动,有效地助其维权。
所谓的“借力使力不费力”,笔者认为,访民朋友应该会借助并学会运用传统媒体、民间舆论监督、法律界人士、司法渠道等方面的力量,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打出维权组合拳,则更有利于维权成功。
然而,社会现实中笔者遇到这样的访民朋友,提出相关要求、意见和建议,尤其是要其提供情况反映材料和相关证据时,会遇到他们的抵触:你怎么跟当官的一个口吻?怎么就不相信我说的呢?我说的都是事实,我愿意负法律责任,按我说的写就没错。
岂不知,无论是传统媒体记者,还是民间舆论监督人士,抑或访民自己通过各种方式向社会公开的相关事实,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应当有证据支持,并经得起各方面的考验,才会避免“故意夸大事实真相”、“发布不实言论”、“制造传播谣言”、“扰乱社会秩序”或“寻衅滋事”等司法问责。
这类访民朋友的特点就是,一般脾气都很大,不论在任何场合,都敢发出各种言论,甚至敢和接访人员、其他相关工作人员拍桌子打板凳瞪眼睛,有的甚至还找人跟随拍录,然后发布到网上。岂不知这些发布到网上的音像资料却绝好地证实访民朋友在党政机关扰乱办公秩序的行为存在,其行为能被理解还能逃脱被追究法律责任,若惹急了相关领导,恐怕无需更多的证人证言和其他证据,访民自己的音像资料就能够把自己送进牢狱。
长此以往,循环往复,多次的所谓被打压、被踢皮球,访民朋友的心态、言行怎么样,就可想而知了,想不炼成老资格访民都很困难。

三、没有感恩的心态不容易获得社会力量帮助,很难成功
有些访民朋友活跃在网络上,抱怨这个社会并不存在同情心,良知、公平正义很难得到体现。他们坚称,传统媒体、中国民间舆论监督力量既然打出的是帮老百姓的旗号,就应当坚持大公无私、义无返顾地、无条件、无偿地为受压迫、走投无路的弱势百姓提供帮助,联盟各网站负责人对此很无奈。
众所周知,国家有关部门明确规定传统媒体不能搞有偿新闻,所属记者不得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收取被采访对象钱财。笔者本人被上海东方卫视记者李丹女士采访,完毕后笔者依据山东人的传统习惯准备简单宴请一下李丹女士及随行摄像,本意是想对东方卫视关注民间舆论监督力量表示感谢,却遭到了他们坚决拒绝,他们称,来之前台里就考虑到了民间人士的尴尬与窘境,专门拨付了吃饭费用,加上国家有关部门的相关规定,不可能让民间人士被采访而有任何经济支出。
访民朋友及利用其他方式维权的各界朋友中,不少人曾经尝试联系传统媒体对自己反映的问题给予曝光、给予关注,可谁又能有这样的幸运呢?即便笔者本人被中央电视台上门采访,笔者还坚持请央视记者简单吃了一顿呢。笔者认为,请记者吃饭,对他们关注民间舆论监督力量的行为表示感谢,应该是感恩心态的表现。

具体到访民朋友能借助的社会力量考虑,媒体、记者不能收费,是国家规定;律师收费,是国家规定;走司法渠道上交诉讼费,是国家规定。可,民间舆论监督人士助人维权应不应该收费,怎么样收费,按照什么标准收费,长期以来都是一个争议不断的问题。民间舆论监督人士经过长期的探索,已经形成了潜规则,各自之间心照不宣地默默前行着,但对于只想吃馅饼,只想要民间帮助却不愿意有任何付出,甚至连“感谢”为何物都不知的求助者,只能看着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网络上跳着脚地抱怨,甚至是污言秽语谩骂,不理就是了,直到他们因为各种原因从网上消失……这样的案例举不胜举。

什么是感恩?“感恩”是个舶来词,牛津字典给出的定义是:乐于把得到好处的感激呈现出来且回馈他人。常怀感恩心,一生无憾事。毕竟,人生道路,无论热衷单枪匹马“孤胆英雄”,还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总脱不了所处的环境。每个人、每件事的成功,都是在上级、同事、家人、朋友的关心下、支持下、帮助下、烘托下达到的,所谓养育之恩、知遇之恩、提携之恩、救命之恩,就是这个道理。
感恩是一种处世哲学,是生活中的大智慧。人生在世,不可能一帆风顺,种种失败、无奈都需要我们勇敢地面对、旷达地处理。这时,是一味地埋怨生活,从此变得消沉、萎靡不振?还是对生活满怀感恩,跌倒了再爬起来?英国作家萨克雷说:"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笑,它也笑;你哭,它也哭。"你感恩生活,生活将赐予你灿烂的阳光;你不感恩,只知一味地怨天尤人,最终可能一无所有!成功时,感恩的理由固然能找到许多;失败时,不感恩的借口却只需一个。殊不知,失败或不幸时更应该感恩生活。
感恩实质是依据个人内心公平法则对别人付出所进行的一种回报,所以,感恩实质体现的也是一种公平人格。由于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所以有了个人的公平,才能有社会的公平。而公平对社会而言,也是社会稳定和发展有效率的一个基本条件。因为社会有了公平,劳动者的付出与回报就能有效对应,从而将有效促进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劳动投入,提高劳动效率。若劳动者的付出与回报得不到公平对待,其对劳动效率的影响只能是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
可见,懂得感恩,坚守诚信,更容易获得社会力量帮助,更容易实现借力使力不费力,更容易接近奋斗目标。

四、相信人多力量大喜欢呼朋唤友的访民朋友反而不如独立上访者成功的可能性更大
社会现实中,不少访民朋友喜欢通过各种方式邀集其他访民同行。他们坚信,人多力量大,人多注意多,上访更容易成功。岂不知,这样做首先就违反了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规定,容易被一锅端,一齐被追责。
有这种想法的访民朋友,首先就是缺乏自信心,没有底气的表现。抱团、聚众的结果,其实更容易被团队其他成员的哪怕一句话、一个小的举动甚至不经意的暗示将自己心中的魔鬼(也就是所谓的潜能)唤醒,如此,有可能自己的言行事后反思,恐怕都感觉不可思议。
不少访民朋友对群访事件更容易失败很不解,大多认为是被推举的代表心态各异或经不起威逼恐吓、利益诱惑才放弃了其他访民。其实不然,群访事件想达到意见高度统一是根本做不到的一件事情,枪打出头鸟,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采用各种方式方法甚至是相关手段分化瓦解维权代表,很容易实现,而这样的后果是上访团队的心态受到打击,那么,胳膊拧不过大腿的心态自然而然产生,退出上访也是司空见惯。
而独立上访者,一般都具有较强的自信心,语言、文字、证据材料整理和提供等综合能力都比较强,他们善于通过观察、交流,从其他访民身上取长补短,更容易走向成功。
其实,两者的差别总结出来原因也很简单:有力、有利证据是否有效地得到了利用,事实真相是否通过情况反映材料得到了客观、全面、系统的表现。

第四,艰难的民间反腐,尴尬的民间舆论监督人
这一问题,笔者认为用《南方周末》2011年度的报道文章——《尴尬的“我行贿了”,艰难的民间反腐》——就能给出很好的说明了,以下照搬该报道文章。

尴尬的“我行贿了”,艰难的民间反腐
2011年6月21日晚,人们终于发现,印度“我行贿了”的克隆网站之一“可可部落”的主页变成了:“谢谢大家一直以来对可可的支持!期望可可部落能再归来……”
自从6月9日众多“我行贿了”克隆网站横空出世以来,关于它们“什么时候被关闭”的猜测从未停歇,而关于它们中某一个“或已被关”的报道则多次出现在传统媒体。
6月20日,北京市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张京宏和控申处处长罗守梁的谈话被认为是一个信号——前者说,网上收集举报线索需要规范;而后者则直接称,这种形式是不合法的。
这几个网站的生存现状,是中国现实环境中民间反腐网站生存状态缩影。事实上,在官方管理以及自身生存压力的挤压下,民间反腐网站生存艰难。
“我行贿了”网站被封?
国内最早的一家“我行贿了”网站只生存了5天。
这个以“驱除腐败、振兴中华”为口号的网站创建者姓陈,是一位在深圳做销售的湖南人。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6月8日看到关于印度行贿网站的报道,当天就自己出资创办注册“我行贿了”网站,结果“一晚上会员就发8000多帖子,5天内,IP地址最高是5万多,流量有大概30万以上”。
5天后,在没有任何警告或提示的情况下,这个网站悄无声息地被封。
在陈之后,网民“千秋岁”创办了“我贿赂了”网。
从创建开始至今,“我贿赂了”几乎就没有消停过——前4天就因为访问量过大导致服务器瘫痪;接着服务器又在香港和内地之间搬来搬去,将满一周时因为“域名没有备案加上解析时操作失误”,网站再次无法访问;第10天,网站又启用了临时IP访问地址……
“我贿赂了”目前由30名热心网友无偿维护,硬件由四川一家公司无偿提供。“千秋岁”本身经营一家互联网公司,他希望网站能全部依靠网友的力量来运行。
新近被关的“可可部落”则是一个早已备案的“合法”网站。这家网站由3位硕士生创办,3月20日已在江西备案。创办人之一小刘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他们设立一个名叫“反腐倡廉”的板块,在看到关于印度“我行贿了”网站的新闻后,决定将板块名改为“我行贿了”。
在被关闭之前,小刘曾计划将网站做成一个媒体联盟,对加入的记者和媒体进行“认证”,对联盟中帖子组织事发地网友和媒体进行核实,进一步曝光。但现在可可部落被关,小刘的另一个设想也许要提前付诸实施——他们计划建立一个“我不行贿”网站,宣传反腐文化,在网站中开辟一个小板块,做“严格的”反腐举报平台。
从未风光的民间反腐网站
从出发点而言,“我行贿了”网站和早已存在的民间反腐网站并无不同,但前者的风光却是传统的民间反腐网站从未享受过的。
民间反腐网站中最出名的有李新德的“中国舆论监督网”、姜焕文的“中国民间举报网”、鲁宁平的“中国百姓喉舌网”、葛树春的“中国反腐维权网-法制周末网”等等。
在葛树春看来,“我行贿了”系列网站毫无技术含量可言,“是个事就往上发”,“像我们这样的民间维权网站、舆论监督网站,自己调查,实名发表原创报道的,似乎应该更引起媒体关注吧!”
回溯民间反腐网站近年的成功案例,会发现他们的模式是:网络曝光引发网民关注,接着传统媒体介入开始报道,形成舆论压力,促使党委政府启动调查,最终惩处腐败官员。
中国舆论监督网站长李新德的代表作——济宁下跪副市长李信案——就是这样的典型。这一案件被中国舆论监督网公之于众后,网站点击率达到了170多万人次,包括南方周末在内的传统媒体跟进报道,李信最终被绳之以法。“一战成名”的李新德为民间舆论监督网站确定的标准是:不但要发布维权文章,还必须对事件进行调查采访,而且至少要选择10个以上的原创案例发布。
反腐网站站长们收到投诉信后,会要求投诉人提供证据。证据充分的,直接做好稿件,传给被监督者或被监督者的上级领导单位,并将反馈结果和稿子一起在网上贴出。
李新德强调:民间反腐网站必须用证据说话。这样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民间反腐网站的身份,“我们没有主管单位,经不起风雨”。
中国民间举报网站长姜焕文的做法和李新德不一样。他常常根据核实的材料直接写信给领导及其秘书,“省级领导一般都能收到,中央领导没有把握”。然后,他把邮寄信封和信件拍成图片放到网上。
鲁宁平说,从2005年至今,他自认为做得满意、成功的调查,还不到投诉总量的0.5%,过问的案件里面,成功率不超过30%。但这已经超过了民间反腐网站的平均值。
民间反腐网站维护者有很多自己的规则,如他们往往不做自己所在地的调查。在东北某市,两个当地人开办的民间反腐网站盯着当地政府不放,最终因“敲诈勒索”入狱,并且按照上限判了刑。
对于站长们来说,侵权问题其实并不是问题——当事人往往并不愿意纠缠,删掉帖子就会息事宁人。葛树春说,其实民间网站希望被一些政府部门或官员起诉。“二奶维权网被一个国税局长起诉之后,很快这个网站就出名了。”
定位多样的“站长”们
包括鲁宁平、葛树春在内,众多民间反腐网站的站长们都认为,单个网站影响力有限,必须“共同炒作”,才能形成力量。但李新德更相信名人效应。
葛树春组建了一个舆论监督站长联盟,有近60个成员,还有自己的QQ群。一个网站发表一篇报道,其他网站会自愿转载。这并非因为报道本身有新闻价值,而是因为关系到行业生存。
那些真正有影响力的站长,不仅自己网站有大量阅读者,还可让众多网站转载自己的文章,让“真相”传播更远,让被曝光的人压力更大。葛树春说,传统媒体报不了的找我们,我们是传统媒体的补充。
站长们的另一个困扰是:“我们是什么?”
葛树春对于无法获得记者身份耿耿于怀。他说,以中国舆论监督网为代表的民间舆论监督网站先后监督了十多位厅级以上的高级官员,这是拿着记者证的记者做不到的。
同样不服气的还有李新德。在他看来,“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是记者”。为了有一张记者证,李新德在香港注册了一家机构,然后给自己和网站的工作人员颁发记者证、工作证,甚至有统一的“文化衫”。
和李新德、姜焕文不同,中国百姓喉舌网站长鲁宁平对于“中国民间反腐第一人”之类的称号并不感冒,他说“名气越大越坏事,被盯上,啥事也做不成”。而当他自己被某报评为影响中国100人之后,感谢之余,他也坦承自己十分紧张和担忧。

有意思的是,鲁宁平绝不承认自己是一个记者,即使是“公民记者”这样的身份,他也不认可。他坚持自己就是一个“公民”,所做的事情是“举报代理”,并不是像记者那样期望解决问题。

“钱”困扰反腐网站
另一个让传统民间反腐网站略显尴尬的是,“我行贿了”网站是公益性质,不会向任何人收费。而从2004年以来,众多形形色色“民间反腐网站负责人”纷纷锒铛入狱,令这一行业声名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
李新德说,几年前,“交5000块钱发个记者证,交70万当个站长”是很多网站的生存之道。至于向投诉人收取高额费用、向被投诉人索取封口费或者删帖费,则更是平常。
鲁宁平也曾披露,那些比他起步还早、网站名头动辄冠以“中国”、“国际”、“世界”字样的站长们如何因“诈骗”、“敲诈”之类的罪名而“中途夭折”。
在一些传统媒体记者的眼中,民间反腐网站几乎是“敲诈勒索”的同义词;而在站长们之间,“敲诈勒索”、“与政府勾结”之类的互相攻击也从未停息,即使是李新德、鲁宁平这些“领军人物”也无法置身事外。网上信息显示,他们互相攻击的帖子远比他们的反腐文章传播更广。
所有的矛盾集中在一点:钱。
在鲁宁平看来,如果有真正的劳动付出,比如实地调查、走访、电话交流等环节发生的费用,理应由被援助人提供差旅费用、补助费用。“这虽然不合法,但是合乎情理。毕竟,反腐败人士正义,可是,肚子抗议!”
鲁宁平所经历的案件主要是两种情况,对于“疑点较少或者基本没有疑点”,没有必要实地调查,只需要电话核实的案件,基本不收费,除非“被援助人主动表示对网站运作提供资金支持”。另一种情况是,材料不充分、证据不全面、求助人意愿强烈,必须进行实地调查核实的,会“征求求援人意见之后确定双方都能接受的费用,总体原则每个个案不能超过3000元”。
李新德曾表示,他会考虑接受国外基金的支持。李新德维系网站的技术性费用每年大约3000元左右。他承认自己接受网友的赞助,但这种收入并不稳定;涉及企业的经济案件,企业也会出钱赞助。
代理举报的姜焕文同样要收取费用,这其中包括往返车费、住宿费、邮寄费、通讯费等等。“碰到没有钱的就让对方耐心等一等,如果以后有机会过来,会帮忙解决问题。”
另一些人则会在网上明码标价公开收取费用。“中国名记在线”的创办人徐祥在网站首页的付费通知中这样写道:“……你要先预付本人来回路费和误工费,到达贵地以后一切开支皆由贵方承担……”

官方态度复杂
民间反腐网站存在的共同背景,是人民对于腐败现象的痛恨和网络的普及。但现实并不乐观。
李新德的“中国舆论监督网”及其同盟“反腐败网哨”、“中国新记者联盟网”,几度遭到封堵、屏蔽甚至短时关闭。鲁宁平的网站今年4月被取消了备案号,但他说,不准备再申请备案了,“互联网是没有国界的,外行人觉得备案是对民间网站的管理,但在内行人看来,不就瞎扯嘛!”
温州民间网站703因为曝光了多起重大案件在当地极有影响力。创办人叶哲说,网站常会被以“涉嫌金融诈骗”或“非法运营”的名义关闭,封杀前没有任何通知,封杀后没有任何解释,服务器有过一天内被封杀多达十几次的纪录。2003年到2005年间,703打起游击战,服务器从杭州转移到合肥,从上海搬迁到长沙,最后甚至将服务器搬到了国外。
威逼利诱更是家常便饭。姜焕文的家离派出所仅30米,家门口有6盏路灯,但他即使身在家乡沈阳也不回家,而且经常搬家。葛树春也曾接到过“要打断你的腿”的电话,“但目前为止我们还没碰见真有把我们腿打断的”。
在官方眼中,民间反腐网站的地位始终飘忽不定。
2008年8月,《半月谈》杂志曾发表文章称“中国民间反腐力量跃上前台,互联网成曝光台”。但是14个月后,它又发表文章指出,民间反腐网站是“低门槛下的鱼龙混杂”。
2009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在考察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络信息工作时,明确提出,要高度重视网络举报在反腐倡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今年3月,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柳斌杰与网民在线交流时表示,网络是表达社情民意的很好平台,它在社会监督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应提倡利用网络这种先进的传播工具加强社会舆论监督。
但如何将网络反腐纳入规范渠道,仍悬而未决。这对于民间反腐网站是一个高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北京邮电大学法学院教授、网络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刘德良说:“说白了,网络反腐制度化就是网络反腐与专门机构制度上如何衔接的问题。”
6月20日北京市检察院相关负责人的谈话,展现了官方对网络反腐的另一种态度。(中国百姓喉舌网 鲁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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